舊約倫理學方法論初探

上文談到舊約神學與舊約倫理的關係，本文繼續討論舊約倫理的研究方法論問題，這對職場倫理和牧養的探討甚富有啟迪作用。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，學者皆認為建構一套系統的舊約倫理學是可行的。但隨著社會學帶來的衝擊，學者開始重視舊約經文的複雜性和多元性，這個看法備受質疑，甚至有認為研究舊約倫理學並無意義，且不可行。不過，亦有學者在接受社會學的研究發現上，嘗試建立不同的舊約倫理學。

本文嘗試從十一位舊約學者所著的十六篇論文中，[1]鳥瞰當代舊約倫理學研究特別是方法論的面貌。由於很多專文並不是平舖直述地闡釋學者的觀點，故此很難公平地將他們的看法逐一分析比較。因此，本文嘗試將學者的意見分類，以左、中、右三大陣營分別評述其中具代表性的學者，對舊約倫理學研究的不同立場和方法。畫分左中右界線的準則很簡單：凡否定可以建構一套系統的舊約倫理學，或質疑其對現代信徒或社會的應用意義的，就是左翼；相反，凡認同建構舊約倫理學的可行性並其意義的，就是右翼；而夾在左右兩翼中間的，立場就相當紛紜，他們大多如右翼肯定舊約倫理學的現代應用意義，卻不能接受其立場方法，但同時亦不全盤否定左翼所認為建構舊約倫理學的困難，並他們的研究方向成果，於是在左右兩翼以外，另闢途徑探討。

Barton無疑是左翼立場的倡導者與代表人物，他一九七八年的論文，與McKeating七九年探討舊約對通姦之懲罰的專文，為舊約倫理學的研究，帶來含義深遠的影響。他倆皆以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入手，認為不能按字面詮釋舊約律法經文作為以色列人的道德準則。Barton認為舊約只能提供以色列人不同社會族群，於不同時期的道德生活情況的片段痕跡，據社會學標準，資料明顯不足，而且證據紛紜，實難以建構一套完整單一的舊約倫理學。其後，Barton雖然改變初衷，認同此可能性，但其內容無可避免地是概括的論述，故應用意義不大。故此，他在傳統規範性的舊約倫理學以外，提倡研究描述性的「古以色列倫理」，以探討舊約以色列人道德生活的性質和原理，並決定正當行為的規律。

至於McKeating的研究，本身就是描述性「古以色列倫理」的佳作。雖然，他並沒有否定建構規範性倫理學的重要性，但他似乎對此興趣不大，而且他的研究亦說明，單純以神學理想、宗教動機推動的舊約倫理來規範道德生活，但缺乏有效的執行措施，其效果相當有限。

按照定義倫理學本來就是規範性的。嚴格來說，Barton及McKeating所謂描述性的「古以色列倫理」，並不符合倫理學的定義。但隨著世俗主義的興起，倫理學也就「非規範化」起來，似乎他倆的意見，與此不無關係。

右翼陣營中，以Eichrodt與Kasier的立場最具代表性。不過因資料有限關係，以下只簡述Kasier的看法。Kasier認為他跟Barton的最大分歧，在於他抗拒（後）現代哲學思潮的立場，認定在舊約倫理底下，是有一源自上帝啟示統攝一切的道德原理。他由舊約律法經文入手，力拒讀者回應、文學鑑別、解放神學並婦女神學等現代聖經鑑別法與社會學詮釋方法，運用傳統的釋經法（歷史文法釋經？），在獨特、紛紜的道德教訓之中，尋找不同倫理原則之間的關係並核心，從而歸納出一套客觀、概括並一致的倫理原則或道德絕對標準。

至於中間陣營，筆者會選取Birch為代表。有別於大多數的學者，Birch選擇以敘事經文入手研究舊約倫理，因他認為舊約並非對信仰或倫理抽空的反省，而是上帝與以色列交往的故事。他採用敘事神學、文學鑑別與正典鑑別等現代詮釋方法，認為讀者的經驗亦是以故事形式盛載，故此透過與聖經故事相遇，信徒的生命素質、品格和道德生活，得以被故事所展露（上帝）的真實轉化提昇，這較右翼陣營抽空地應用倫理原則，更勝一籌。Birch在接受左翼的社會學研究方向之餘，他亦批評假如忽略群體與正典的互動關係，無視它倆所具有的神學規範的意願和動機，描述性的舊約倫理，只會走進相對主義的窮巷。 Birch採這群體與正典互動的進路，亦輕易地將律法經文包含在研究範圍以內，因為律法是上帝與以色列的故事的一部份。於是，律法是在聖約關係底下給以色列群體的生活（命）指引，以塑造信仰群體的身份性格，並不可約化為永恆不變抽象的道德原則，亦不可遞減至以色列社會道德秩序的證據。

在評述過左中右陣營的立場和方法後，筆者嘗試提出一些觀察和問題。

一、文化與神學：左右兩翼的意見雖然南轅北轍，但其實他們都同樣受制於聖經以外的文化意識形態：左翼深受社會學、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影響，右翼則離不開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的窠臼；以至他們的研究亦往往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材料作根據。另外，左翼否定舊約倫理學背後有一客觀之道德原理，轉為尋求描述古代以色列不同的社會族群，於特定歷史時空的倫理生活面貌（不過這還是臆測居多），以為愈能客觀準確估量當時的Sitz im Leben，就愈能正確應用倫理（雖然兩者在如何由描述性倫理跳到規範性倫理都語焉不詳），這似乎同樣是犯了現代主義的毛病。相對而言，Birch雖然大量運用受文化條件限制的詮釋工具，但大抵仍在聖經（不是唯一的！）權威之下使用，未有離開舊約神學的範圍。

二、倫理與神學：舊約倫理學的研究方法，儘管不盡相同，但與舊約神學的相當接近，而且兩者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，亦十分相似。舊約（聖經）倫理學，是否只是舊約（聖經）神學的附屬分支？再者，Birch說得好，倫理不但講行為或倫理抉擇，更講品格。況且，聖經的關注向來不只人的道德生活，更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生活。這樣看來，舊約倫理的目的是甚麼？是否只局限於道德生活的範圍？它跟舊約（牧養）神學有何關係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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